史基伶教授談佛教研究︰轉型的領域
2008.03.11

by 彼德.史基伶(Peter Skilling)

本文摘自彼德.史基伶教授為2006年8月在馬來西亞檳城的國際佛教大學舉辦的「佛教學術研討會」,所準備的演講稿「佛教的研修概況」(Aspects of Buddhist Studies)。

  在過去的20年當中,佛教研究的領域產生極大的變化。部份的原因是急速全球化所導致的自然結果,因為移民、旅行以及電子通訊,使世界各地的佛教團體和佛教文化之間有了更多的接觸。但是我在這裡不探討這個廣泛社會變遷的議題。我的興趣是在原始資料,主要是文獻的可得性與研究,也包括銘文、考古學和圖像研究。我的主軸會談到南亞和東南亞地區的印度和印度語系國家的佛教,然而如前所提的徹底變化,則牽涉到佛教學術研究的各領域,包括西藏、中亞、中、韓、日以及越南。

  最近數十年間所出版的原始資料,已經改變了佛教研究的面貌。現存最早的佛教文稿——犍陀羅文稿——揭示了印度西北地區,或是所謂的法藏部文本傳統。最近確認的文本,讓人得以了解正量部或Pudgalavadin(正量部的一支)傳統。從吉爾吉特出土的《長阿含經》,也使得說一切有部的經典更加豐富。暹羅(即古泰國)的巴利文學研究中,還有數百部巴利文手稿尚未進行研習與編輯,也說明了巴利文的研究不再是令人難以理解。馬汀肖恩(Schoyen)收藏的手稿,顯示了佛教梵文的新型態,也給予我們至今只能從翻譯中得知的印度文獻之珍貴片段。由西藏流傳出來的梵文手稿,包括完整的《維摩詰所說不可思議解脫經》,也開始印製出版。

  為數眾多的碑文與藝術品,陸續在南亞與東南亞被發現;新的佛教遺址亦在印度等地陸續被發掘。詳盡的文獻編輯、新的譯文和新的研究,促使我們的知識與日俱增。許多地方語言的出版,特別是暹羅文作品,提供了豐富的敘事與儀式的研究資源。新的詞典編撰和電子工具,讓研究工作變得更加容易,但也更加嚴格。我所提及的研究進展,大都屬於專家領域。宗教系學生或一般大眾所用的教科書和所學的歷史,卻是遠遠落於其後,即使過去一些經典作品,如拉蒙特(Lamotte)的《印度佛教史(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內容都已經嚴重過時。許多過去被認定為事實或是基礎的項目,都已不再如此。重新修訂佛教史乃是當務之急。我們所面臨的挑戰是繼續研究原始資料,同時也要將我們研究結果,以容易趨近的方式呈現出來,並且不斷地讓別人審評我們的推測和研究範疇,而我們也必需覺知到自己所知是多麼的有限——以及還有多少正待學習。

彼德.史基伶現任尼泊爾倫毗尼國際研究中心的委員,以及泰國曼谷國立朱拉隆功大學的特殊講師。他是曼谷貝葉經基金會(Fragile Palm Leaves Foundation)的創始人,其基金會的宗旨在保存、研究和出版東南亞地區的佛教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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