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的犍陀罗语佛教写本永久落户于巴基斯坦

这批无与伦比的藏品是以犍陀罗语和佉卢文字母书写于桦树皮上的佛教文本写卷及残叶，其年代大约可追溯到公元前1世纪至公元2世纪之间。虽然这批藏品还有待进一步修护，但粗略估计它至少包含了50到60份写卷或残叶，是迄今为止已知最丰富的犍陀罗语 桦树皮写卷收藏。这些被认为来自巴基斯坦北部的写本对研究佛教思想在南亚的发展，向中国的传播，古代犍陀罗、泛南亚、中亚和中国佛教的历史，以及佛教的语言和文献都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实际上，这些写本及其同类写本的发现被比作为佛教的“ 死海古卷”。（编注：死海古卷是目前发现最古老的希伯来圣经抄本。）

 

这批藏品保存了诸多文献体裁，它见证了犍陀罗地区——即今天的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东部——丰富的佛教文学文化。例如，其中的早期佛教文献包括在巴利语中被称作《八颂经品（Aṭṭhakavagga）》的犍陀罗语版本——在巴利经藏中它是《经集（Suttanipā ta）》的一部分；还有比丘僧戒本波罗提木叉（pratimokṣa）的一部分。这批藏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一些年代较晚的文本，且其中许多并无可对照的相应文献。后者包含几篇注疏和前所未知的偈颂体文本——包括一部佛传、一部提到了著名比丘那先（Nāgasena，一 译龙军）的文本（但显然不能直接对应《弥兰王问经（Milindapañha）》）、一部描述佛陀生命最后阶段和其般涅槃的文本，以及一部阐释嗔恨及其负面后果的文本等等。

同样多数的还有一些重要的大乘经典，例如：《三摩地王经（Samādhirāja-sūtra，即汉译月灯三昧经）》、《般舟三昧经（Pratyutpanna-buddha-saṃmukhāvasthita-samādhi-sūtra）》和《须真胝经（Sucinti-sūtra）》——其内容与维摩诘（Vimalakīrti）的幼子须真胝（Sucintin）有关。这些写本为东亚和藏地的一 些重要文献提供了最早的印度语佐证，而且比它们最早的汉藏译本还早了好几个世纪。还有一些其它的大乘文献没有已知的对应文本，例如有一篇可能是留存在作者自己手中的经院式论著。另一个重要的写本是一份寺院的账簿，上面列出了贵霜国王Vima Kadphises（一说为阎膏珍）的供养物及其价值。这是此类寺院行政文件的首次面世，它的尤为重要之处在于之前从未有相关记载显示这位举足轻重的贵霜国王支持过佛教。

 

藏品中写本的修护、摄影、研究和出版工作将由犍陀罗语写本项目（Gandhari Manuscript Project ，GMP）承担。该项目由悉尼大学的马克·艾伦博士主导，并囊括了一支由佛教文献、语言、历史、艺术、考古学、古犍陀罗语碑铭学以及数字人文、博物馆管理和团队管理等方面的专家所构成的国际学者团队。2022年12月20日，巴基斯坦考古和博物馆司总监阿卜 杜勒·阿齐姆博士与悉尼大学马克·艾伦博士在伊斯兰堡博物馆签署了双方关于该项目的合作协议。巴基斯坦国家遗产与文化司秘书法瑞娜·马扎尔女士出席了签字仪式。驻巴基斯坦伊斯兰堡的澳大利亚最高专员公署和驻澳大利亚堪培拉的巴基斯坦最高专员 公署促成了该协议的达成。

实际上，类似的很可能来自巴基斯坦或阿富汗的犍陀罗语写本藏品自上世纪90年代初面世以来，已经流入了古董商品市场。除了其中一部分被捐赠给诸如大英图书馆之类的大型公共机构之外，其他的藏品最终成为欧洲、日本、美国和巴基斯坦等地的私人收藏。

这批赠予伊斯兰堡博物馆的藏品的独特之处在于，在钦哲基金会的协助下，它们在自己的家园巴基斯坦的一个大型公共机构获得了一个永久的居所，从而扭转了这类珍贵藏品作为文物而在交易中流出致使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文化遗产遭受巨大损失的常见结局。这项合作协议更开创了一个先例，即将这批犍陀罗语写本安置在伊斯兰堡博物馆并在那里对它们进行修护，同时悉尼大学也计划与巴基斯坦学者进行长期协作并培训当地学生，从而促进对这类资料的修护和研究以及对巴基斯坦丰富佛教遗产的整理和记录。

 

预计此项首创性的大型犍陀罗写本修护、培训及研究项目在未来几年将需要大额资金的赞助。阅读更多犍陀罗语佛教写本项目（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