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千年前的犍陀羅語佛教寫本永久落戶於巴基斯坦

這批無與倫比的藏品是以犍陀羅語和佉盧文字母書寫於樺樹皮上的佛教文本寫卷及殘葉，其年代大約可追溯到公元前1世紀至公元2世紀之間。雖然這批藏品還有待進一步修護，但粗略估計它至少包含了50到60份寫卷或殘葉，是迄今為止已知最豐富的犍陀羅語 樺樹皮寫卷收藏。這些被認為來自巴基斯坦北部的寫本對研究佛教思想在南亞的發展，向中國的傳播，古代犍陀羅、泛南亞、中亞和中國佛教的歷史，以及佛教的語言和文獻都有著不可估量的價值。實際上，這些寫本及其同類寫本的發現被比作為佛教的「 死海古卷」。（編注：死海古卷是目前發現最古老的希伯來聖經抄本。）

 

這批藏品保存了諸多文獻體裁，它見證了犍陀羅地區——即今天的巴基斯坦北部和阿富汗東部——豐富的佛教文學文化。例如，其中的早期佛教文獻包括在巴利語中被稱作《八頌經品（Aṭṭhakavagga）》的犍陀羅語版本——在巴利經藏中它是《經集（Suttanipāta） 》的一部分；還有比丘僧戒本波羅提木叉（pratimokṣa）的一部分。這批藏品中有很大一部分是一些年代較晚的文本，且其中許多並無可對照的相應文獻。後者包含幾篇註疏和前所未知的偈頌體文本——包括一部佛傳、一部提到了著名比丘那先（Nāgasena，一譯龍 軍）的文本（但顯然不能直接對應《彌蘭王問經（Milindapañha）》）、一部描述佛陀生命最後階段和其般涅槃的文本，以及一部闡釋嗔恨及其負面後果的文本等等。

同樣多數的還有一些重要的大乘經典，例如：《三摩地王經（Samādhirāja-sūtra，即漢譯月燈三昧經）》、《般舟三昧經（Pratyutpanna-buddha-saṃmukhāvasthita-samādhi-sūtra）》和《須真胝經（Sucinti-sūtra）》——其內容與維摩詰（Vimalakīrti）的幼子須真胝（Sucintin）有關。這些寫本為東亞和藏 地的一些重要文獻提供了最早的印度語佐證，而且比它們最早的漢藏譯本還早了好幾個世紀。還有一些其它的大乘文獻沒有已知的對應文本，例如有一篇可能是留存在作者自己手中的經院式論著。另一個重要的寫本是一份寺院的帳簿，上面列出了貴霜國王Vima Kadphises（一說為閻膏珍）的供養物及其價值。這是此類寺院行政文件的首次面世，它的尤為重要之處在於之前從未有相關記載顯示這位舉足輕重的貴霜國王支持過佛教。

 

藏品中寫本的修護、攝影、研究和出版工作將由犍陀羅語寫本項目（Gandhari Manuscript Project ，GMP）承擔。該項目由悉尼大學的馬克·艾倫博士主導，並囊括了一支由佛教文獻、語言、歷史、藝術、考古學、古犍陀羅語碑銘學以及數字人文、博物館管理和團隊管理等方面的專家所構成的國際學者團隊。2022年12月20日，巴基斯坦考古和博物館司總監阿卜杜勒·阿齊姆博士與悉尼大學馬克·艾倫博士在伊斯蘭堡博物館簽署了雙方關於該項目的合作協議。巴基斯坦國家遺產與文化司秘書法瑞娜·馬扎爾女士出席了簽字儀式。駐巴基斯坦伊斯蘭堡的澳大利亞最高專員公署和駐澳大利亞堪培拉的巴基斯坦最高專員公署促成了該協議的達成。

實際上，類似的很可能來自巴基斯坦或阿富汗的犍陀羅語寫本藏品自上世紀90年代初面世以來，已經流入了古董商品市場。除了其中一部分被捐贈給諸如大英圖書館之類的大型公共機構之外，其他的藏品最終成為歐洲、日本、美國和巴基斯坦等地的私人收藏。

這批贈予伊斯蘭堡博物館的藏品的獨特之處在於，在欽哲基金會的協助下，它們在自己的家園巴基斯坦的一個大型公共機構獲得了一個永久的居所，從而扭轉了這類珍貴藏品作為文物而在交易中流出致使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的文化遺產遭受巨大損失的常見 結局。這項合作協議更開創了一個先例，即將這批犍陀羅語寫本安置在伊斯蘭堡博物館並在那裡對它們進行修護，同時悉尼大學也計劃與巴基斯坦學者進行長期協作並培訓當地學生，從而促進對這類資料的修護和研究以及對巴基斯坦豐富佛教遺產的整理和記錄。

 

預計此項首創性的大型犍陀羅寫本修護、培訓及研究項目在未來幾年將需要大額資金的贊助。閱讀更多 犍陀羅語寫本項目（Gandhari Manuscript Project ，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