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陳季佩女士——欽哲基金會的首位且永遠的志願者
2001年末，欽哲基金會首次董事會會議在美國舊金山陳季佩女士（Cangioli Che）的家中舉行。正是在這裡，宗薩欽哲仁波切首次勾勒出基金會未來五大核心領域的基本框架。為了實現仁波切的願景，Cangioli謙遜且勤勉地著手構建基金會堅實的基礎架構，眾多在2001年6月參訪過德格宗薩寺的弟子們也紛紛承諾護持。在Cangioli的領導下，欽哲基金會逐漸成為全世界範圍的變革推動者，多年來累計獲得了一億美元的善款捐贈，並發放超過五千萬美元的獎助金。Cangioli在她位於舊金山的居家辦公室中管理基金會二十餘年，直至2023年底交由琳恩·霍伯格（Lynn Hoberg）接掌。
基金會成立之初的2001年正值Cangioli的個人生活遭遇困境之際，她渴望將精力投入到有意義的事情中。「我在香港經營自己的事業多年，但1988年移居美國後便成為全職母親和企業高管的妻子。實際上，我一直想要在閒暇時間做些事情，能夠利益他人的事情。」
同樣地，時機也促成Cangioli卸任基金會執行董事。如今，她迎來了孫女的誕生，並準備以祖母和修行者的身份開啓人生新篇章。
在這些里程碑之間，Cangioli悄然又善巧地幫助基金會創造了歷史。欽哲基金會向Cangioli和她所成就的一切致以崇高敬意。
2001年末，欽哲基金會首次董事會會議在美國舊金山陳季佩女士（Cangioli Che）的家中舉行。正是在這裡，宗薩欽哲仁波切首次勾勒出基金會未來五大核心領域的基本框架。為了實現仁波切的願景，Cangioli謙遜且勤勉地著手構建基金會堅實的基礎架構，眾多在2001年6月參訪過德格宗薩寺的弟子們也紛紛承諾護持。在Cangioli的領導下，欽哲基金會逐漸成為全世界範圍的變革推動者，多年來累計獲得了一億美元的善款捐贈，並發放超過五千萬美元的獎助金。Cangioli在她位於舊金山的居家辦公室中管理基金會二十餘年，直至2023年底交由琳恩·霍伯格（Lynn Hoberg）接掌。
基金會成立之初的2001年正值Cangioli的個人生活遭遇困境之際，她渴望將精力投入到有意義的事情中。「我在香港經營自己的事業多年，但1988年移居美國後便成為全職母親和企業高管的妻子。實際上，我一直想要在閒暇時間做些事情，能夠利益他人的事情。」
同樣地，時機也促成Cangioli卸任基金會執行董事。如今，她迎來了孫女的誕生，並準備以祖母和修行者的身份開啓人生新篇章。
在這些里程碑之間，Cangioli悄然又善巧地幫助基金會創造了歷史。欽哲基金會向Cangioli和她所成就的一切致以崇高敬意。
追隨一位有遠見的上師
20世紀90年代初，Cangioli經由弟媳周熙玲女士的引薦在溫哥華認識了宗薩欽哲仁波切，她當即深受鼓舞、決心護持。她最初擔任悉達多本願會的財務主管，與時任主席海倫·傑克遜·瓊斯（Helen Jackson Jones）密切合作，協助組織仁波切在舊金山灣區的教學活動。經由那些工作，她逐漸瞭解到仁波切肩負著沈重的經濟責任，也注意到仁波切將弘法期間所收到的供養捐贈給他在中國、印度和不丹等地的寺院及佛學院。
「寺院需要大量護持，我逐漸意識到那是多麼沉重的經濟投入，」 Cangioli說。深入調查之後，她發現仁波切當時承擔著一千多名僧侶的基本生活開支。儘管有當地村民的慷慨佈施，但總有資金缺口。隨著受助人數增加，資金缺口日益增加。而不久之後，印度比爾的宗薩佛學院僧侶們將遷往堪布貢噶旺秋在比爾附近的炯達拉鎮上新建的、更大型的佛學院（shedra），單是這所學院，容納人數就從二百人增至七百人。
「我們一班人決定精確計算仁波切需要供養多少僧侶，以及滿足僧侶們基本生活需求所需的資金規模，」 Cangioli說道：「隨後我們向仁波切提出方案——成立一項捐贈基金。我們希望他能擺脫這項經濟負擔，完全自由地開展他想做的事業。正是這一構想促使我們創立了基金會。」他們決定從印度炯達拉的新學院入手，預計如果在2001年能募集到二百八十萬美元的捐贈基金，按當時的5%年利率計算，其利息足以供養七百名僧侶的年度開銷。此後，基金會的護持範圍逐步擴展至仁波切的其他學院、寺院及其他各項計畫——其規模遠超當時預期。
他們請仁波切暢想未來——若無需顧慮資金，他會有怎樣的願景？仁波切確實胸懷宏圖！佛典保存和翻譯計畫、支持佛學院以外的僧俗二眾、在美國大學設立一個佛教教席、兒童學校。大家記錄了這些願景。「仁波切是極具啓發性的領導者，他有著非常廣大的願景，並與我們探討如何將之逐一實現，」Cangioli說：「我們確實需要探索可行路徑並解決可能出現的任何問題，而我在專業組織領域的工作經驗，在這方面也起到了作用。」
從上海到香港再到舊金山
Cangioli出生於上海，童年時期隨家人移居香港。並就讀於一所由意大利修女開辦的天主教學校。「我深愛我的學校、修女們和老師們，甚至立志成為一名修女！我熱愛週五彌撒、聖母瑪利亞以及那些優美的儀式。但不知為何，每次即將接受洗禮時，總在最後一刻退縮。」
她隨後進入香港大學攻讀文學專業，被灌輸了 「各種各樣的錯誤觀念」：比如愛情是絕對而永恆的，羅曼蒂克是人生目標等等。她朝著文學教授的職業道路邁進，卻意識到自己並不適合 「象牙塔」。在政府機構和公關領域任職數年後，那份獨立自主的創業精神始終未能得到滿足，於是她與好友共同創辦了專注於香港及亞太地區會議展覽策劃的公司。「我們相當成功地經營了很多年，過程充滿樂趣，」她回憶道：「那確實是非常令人興奮的工作。」
然而業風變幻，那年Cangioli和丈夫及4歲兒子一起移居美國並成為了家庭主婦。但她深知自己渴望有所作為。「那是在我真正成為佛教徒之前。當時我希望能從事利益他人的事業，且慈善工作的選擇極為豐富。我甚至考慮過為癌症研究籌款，或是專注於青少年發展？為此，我參加了加州大學附屬的非營利組織管理課程。」
Cangioli的專業經驗與培訓背景無疑是她成功擔任欽哲基金會執行董事的重要因素。但她對待該職位的態度或許同等重要。
以工作為修行
當Cangioli轉交重任並回顧自己的經歷時，她意識到自己學到了很多，尤其是「以工作為修行」的重要性。
「三殊勝法」成為她所做一切的指引之燈。「我們必須將『三殊勝』真正融入我們的工作。」這意味著，要清楚自己的發心是利益眾生；盡心盡力，但同時也了知這僅僅是你個人的投射；最後，回向功德，不執著於目標達成與否。而這些，都需要卓越的平衡。
「有幾次，受益人並未嚴格按照申請書中所述用途使用資金，我向仁波切表達了失望之情。他的回應令我驚訝：『哦，這沒關係。此人已與我們及我們的願望結緣。』這令我受益匪淺。」
她也發現自己希望東方和西方的貢獻能夠更加平衡，尤其是欽哲基金會有那麼多來自東方的資金流向了西方項目。但仁波切幫助她明白，事情並非如此簡單線性。仁波切說：「或許再過一、二百年，當佛教在西方更加普及時，西方人會開始幫助亞洲人。」Cangioli說：「我深受觸動！這讓我以更宏觀、更開闊的方式看待問題。」
「究竟而言，並沒有施者、佈施的行為，也沒有受者，」她繼續說到：「我們並不覺得是我們在幫助受益人。實際上，是他們在幫助我們，他們投入自己的時間踐行佛法。我們只是一個助緣，讓他們能夠實現他們為佛法所做的事情。我們的工作與商業投機截然不同。我們不能將世俗的、常規的邏輯套用於此。」
她給繼任者琳恩的建議是保持勇氣。「有時候，你必須做出自己認為正確的決定，據你所知正確的決定，」她表示，「但有時候你仍然不得不承擔風險，做出可能無法取悅所有人的決定，因為你不可能面面俱到。」
歷年亮點
當被問及擔任欽哲基金會領導者二十多年間的個人亮點時，Cangioli毫不猶豫地回答：「我認為我們在學術界取得的成就，正在對佛教研究產生深遠影響。目前我們已經在重要高校資助了七個教席。我知道沒有什麼是永恆的，但就我們所見，我們已經在這些高校奠定了長遠規劃的基礎。而且我們已能看到部分成果——柏克萊大學如今堪稱美國乃至全球頂尖的佛教研究中心之一。」
「我記得，在伯克利舉辦的慶祝欽哲教席成立慶典上，我們正在開香檳時，有人請仁波切致辭。他說：『哦，我對此感到無比欣喜。我覺得這一貢獻堪比創辦一百座寺院。』我當時特別開心，心想終於可以把這件事從待辦清單上劃掉。誰知他又繼續說道：『但我們真的應該更多地做這類工作。不僅只一個教席，倘若不能在每個國家設立一個教席的話，我們至少要在每個大洲設立一個。』那時我才意識到，我們的工作才剛剛起步。」
Cangioli與多位傑出思想家的交流尤為令人難忘，其中包括藏傳佛教資源中心（現更名為佛教數字資源中心）創始人，已故的琴恩·史密斯（E. Gene Smith），和彼得·斯基林教授，他的文獻保育工作促成了貝葉基金會的成立。 「能支持他們的工作，對欽哲基金會而言是莫大的榮幸，」她表示。她也喜愛與藝術家米爾頓·格拉澤（Milton Glaser）會面，這位設計師曾為「八萬四千 • 佛典傳譯」設計了徽標。
「我希望多年來在基金會所做的工作促成了一些事情的發生，」Cangioli這樣說道。而事實上，的確如此。
儘管已從執行董事職位退休，Cangioli仍然繼續擔任欽哲基金會的顧問，她更是基金會永遠的志願者。
題圖：2013 年 6 月，Cangioli在加拿大海天閉關中心舉行的董事會和戰略規劃會議上發表演講。
所有照片由 Cangioli 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