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陈季佩女士——钦哲基金会的首位且永远的志愿者
2001年末，钦哲基金会首次董事会会议在美国旧金山陈季佩女士（Cangioli Che）的家中举行。正是在这里，宗萨钦哲仁波切首次勾勒出基金会未来五大核心领域的基本框架。为了实现仁波切的愿景，Cangioli谦逊且勤勉地着手构建基金会坚实的基础架构，众多在2001年6月参访过德格宗萨寺的弟子们也纷纷承诺护持。在Cangioli的领导下，钦哲基金会逐渐成为全世界范围的变革推动者，多年来累计获得了一亿美元的善款捐赠，并发放超过五千万美元的奖助金。Cangioli在她位于旧金山的居家办公室中管理基金会二十余年，直至2023年底交由琳恩·霍伯格（Lynn Hoberg）接掌。
基金会成立之初的2001年正值Cangioli的个人生活遭遇困境之际，她渴望将精力投入到有意义的事情中。“我在香港经营自己的事业多年，但1988年移居美国后便成为全职母亲和企业高管的妻子。实际上，我一直想要在闲暇时间做些事情，能够利益他人的事情。”
同样地，时机也促成Cangioli卸任基金会执行董事。如今，她迎来了孙女的诞生，并准备以祖母和修行者的身份开启人生新篇章。
在这些里程碑之间，Cangioli悄然又善巧地帮助基金会创造了历史。钦哲基金会向Cangioli和她所成就的一切致以崇高敬意。
2001年末，钦哲基金会首次董事会会议在美国旧金山陈季佩女士（Cangioli Che）的家中举行。正是在这里，宗萨钦哲仁波切首次勾勒出基金会未来五大核心领域的基本框架。为了实现仁波切的愿景，Cangioli谦逊且勤勉地着手构建基金会坚实的基础架构，众多在2001年6月参访过德格宗萨寺的弟子们也纷纷承诺护持。在Cangioli的领导下，钦哲基金会逐渐成为全世界范围的变革推动者，多年来累计获得了一亿美元的善款捐赠，并发放超过五千万美元的奖助金。Cangioli在她位于旧金山的居家办公室中管理基金会二十余年，直至2023年底交由琳恩·霍伯格（Lynn Hoberg）接掌。
基金会成立之初的2001年正值Cangioli的个人生活遭遇困境之际，她渴望将精力投入到有意义的事情中。“我在香港经营自己的事业多年，但1988年移居美国后便成为全职母亲和企业高管的妻子。实际上，我一直想要在闲暇时间做些事情，能够利益他人的事情。”
同样地，时机也促成Cangioli卸任基金会执行董事。如今，她迎来了孙女的诞生，并准备以祖母和修行者的身份开启人生新篇章。
在这些里程碑之间，Cangioli悄然又善巧地帮助基金会创造了历史。钦哲基金会向Cangioli和她所成就的一切致以崇高敬意。
追随一位有远见的上师
20世纪90年代初，Cangioli经由弟媳周熙玲女士的引荐在温哥华认识了宗萨钦哲仁波切，她当即深受鼓舞、决心护持。她最初担任悉达多本愿会的财务主管，与时任主席海伦·杰克逊·琼斯（Helen Jackson Jones）密切合作，协助组织仁波切在旧金山湾区的教学活动。经由那些工作，她逐渐了解到仁波切肩负着沉重的经济责任，也注意到仁波切将弘法期间所收到的供养捐赠给他在中国、印度和不丹等地的寺院及佛学院。
“寺院需要大量护持，我逐渐意识到那是多么沉重的经济投入，”Cangioli说。深入调查之后，她发现仁波切当时承担着一千多名僧侣的基本生活开支。尽管有当地村民的慷慨布施，但总有资金缺口。随着受助人数增加，资金缺口日益增加。而不久之后，印度比尔的宗萨佛学院僧侣们将迁往堪布贡噶旺秋在比尔附近的炯达拉镇上新建的、更大型的佛学院（shedra），单是这所学院，容纳人数就从二百人增至七百人。
“我们一班人决定精确计算仁波切需要供养多少僧侣，以及满足僧侣们基本生活需求所需的资金规模，” Cangioli说道：“随后我们向仁波切提出方案——成立一项捐赠基金。我们希望他能摆脱这项经济负担，完全自由地开展他想做的事业。正是这一构想促使我们创立了基金会。” 他们决定从印度炯达拉的新学院入手，预计如果在2001年能募集到二百八十万美元的捐赠基金，按当时的5%年利率计算，其利息足以供养七百名僧侣的年度开销。此后，基金会的护持范围逐步扩展至仁波切的其他学院、寺院及其他各项计划——其规模远超当时预期。
他们请仁波切畅想未来——若无需顾虑资金，他会有怎样的愿景？仁波切确实胸怀宏图！佛典保存和翻译计划、支持佛学院以外的僧俗二众、在美国大学设立一个佛教教席、儿童学校。大家记录了这些愿景。“仁波切是极具启发性的领导者，他有着非常广大的愿景，并与我们探讨如何将之逐一实现，” Cangioli说：“我们确实需要探索可行路径并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而我在专业组织领域的工作经验，在这方面也起到了作用。”
从上海到香港再到旧金山
Cangioli出生于上海，童年时期随家人移居香港。并就读于一所由意大利修女开办的天主教学校。“我深爱我的学校、修女们和老师们，甚至立志成为一名修女！我热爱周五弥撒、圣母玛利亚以及那些优美的仪式。但不知为何，每次即将接受洗礼时，总在最后一刻退缩。”
她随后进入香港大学攻读文学专业，被灌输了 “各种各样的错误观念”：比如爱情是绝对而永恒的，罗曼蒂克是人生目标等等。她朝着文学教授的职业道路迈进，却意识到自己并不适合 “象牙塔”。在政府机构和公关领域任职数年后，那份独立自主的创业精神始终未能得到满足，于是她与好友共同创办了专注于香港及亚太地区会议展览策划的公司。“我们相当成功地经营了很多年，过程充满乐趣，”她回忆道：“那确实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工作。”
然而业风变幻，那年Cangioli和丈夫及4岁儿子一起移居美国并成为了家庭主妇。但她深知自己渴望有所作为。“那是在我真正成为佛教徒之前。当时我希望能从事利益他人的事业，且慈善工作的选择极为丰富。我甚至考虑过为癌症研究筹款，或是专注于青少年发展？为此，我参加了加州大学附属的非营利组织管理课程。”
Cangioli的专业经验与培训背景无疑是她成功担任钦哲基金会执行董事的重要因素。但她对待该职位的态度或许同等重要。
以工作为修行
当Cangioli转交重任并回顾自己的经历时，她意识到自己学到了很多，尤其是“以工作为修行”的重要性。
“三殊胜法” 成为她所做一切的指引之灯。“我们必须将‘三殊胜’真正融入我们的工作。” 这意味着，要清楚自己的发心是利益众生；尽心尽力，但同时也了知这仅仅是你个人的投射；最后，回向功德，不执着于目标达成与否。而这些，都需要卓越的平衡。
“有几次，受益人并未严格按照申请书中所述用途使用资金，我向仁波切表达了失望之情。他的回应令我惊讶：‘哦，这没关系。此人已与我们及我们的愿望结缘。’这令我受益匪浅。”
她也发现自己希望东方和西方的贡献能够更加平衡，尤其是钦哲基金会有那么多来自东方的资金流向了西方项目。但仁波切帮助她明白，事情并非如此简单线性。仁波切说：“或许再过一、二百年，当佛教在西方更加普及时，西方人会开始帮助亚洲人。” Cangioli说：“我深受触动！这让我以更宏观、更开阔的方式看待问题。”
“究竟而言，并没有施者、布施的行为，也没有受者，” 她继续说到：“我们并不觉得是我们在帮助受益人。实际上，是他们在帮助我们，他们投入自己的时间践行佛法。我们只是一个助缘，让他们能够实现他们为佛法所做的事情。我们的工作与商业投机截然不同。我们不能将世俗的、常规的逻辑套用于此。”
她给继任者琳恩的建议是保持勇气。“有时候，你必须做出自己认为正确的决定，据你所知正确的决定，” 她表示，“但有时候你仍然不得不承担风险，做出可能无法取悦所有人的决定，因为你不可能面面具到。”
历年亮点
当被问及担任钦哲基金会领导者二十多年间的个人亮点时，Cangioli毫不犹豫地回答：“我认为我们在学术界取得的成就，正在对佛教研究产生深远影响。目前我们已经在重要高校资助了七个教席。我知道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但就我们所见，我们已经在这些高校奠定了长远规划的基础。而且我们已能看到部分成果——伯克利大学如今堪称美国乃至全球顶尖的佛教研究中心之一。”
“我记得，在伯克利举办的庆祝钦哲教席成立庆典上，我们正在开香槟时，有人请仁波切致辞。他说：‘哦，我对此感到无比欣喜。我觉得这一贡献堪比创办一百座寺院。’ 我当时特别开心，心想终于可以把这件事从待办清单上划掉。谁知他又继续说道：‘但我们真的应该更多地做这类工作。不仅只一个教席，倘若不能在每个国家设立一个教席的话，我们至少要在每个大洲设立一个。’ 那时我才意识到，我们的工作才刚刚起步。”
Cangioli与多位杰出思想家的交流尤为令人难忘，其中包括藏传佛教资源中心（现更名为佛教数字资源中心）创始人，已故的琴恩·史密斯（E. Gene Smith），和彼得·斯基林教授，他的文献保育工作促成了贝叶基金会的成立。 “能支持他们的工作，对钦哲基金会而言是莫大的荣幸，” 她表示。她也喜爱与艺术家米尔顿·格拉泽（Milton Glaser）会面，这位设计师曾为「八万四千 • 佛典传译」设计了徽标。
“我希望多年来在基金会所做的工作促成了一些事情的发生，” Cangioli这样说道。而事实上，的确如此。
尽管已从执行董事职位退休，Cangioli仍然继续担任钦哲基金会的顾问，她更是基金会永远的志愿者。
题图：2013 年 6 月，Cangioli在加拿大海天闭关中心举行的董事会和战略规划会议上发表演讲。
所有照片由 Cangioli 提供。